赵鑫珊

在奥运会上，我国女排暂时失利，举国上下大有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之感。的确，多拿一块金牌就多为中华民族增添一份自豪感。奇怪的是，当一年一度公布诺贝尔物理、化学、经济学、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的名单，里面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时候，我们有些人的心态却是那样平静，那样司空见惯、漠然置之。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奥运会金牌对振兴中华固然很重要，但科学“奥运会”上拿诺贝尔奖或许更重要。

不久前，复旦大学物理系一位学生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爱因斯坦，或者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之外，总的文化背景和哲学气质也是其中两大原因。多年来我们教育多半只能培养出平面型物理学家，但是只有具备广阔文化背景和对物理世界进行哲学思考的立体型物理学家才有可能成为爱因斯坦、玻尔或海森伯，才有可能荣获诺贝尔奖金。”

的确，本世纪初德国高度发达的文化——活跃的哲学思想、社会的繁荣和古典音乐的普及等，无疑为造就爱因斯坦作出了间接贡献，这种间接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比如，爱因斯坦就酷爱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乐曲，小提琴也拉的极好。也许有人会问：古典音乐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成就难道还有内在的联系吗？

我想是有的。因为古典音乐体现了绝对和谐和绝对美，它们同大自然的和谐以及物理理论的和谐有相通处。一个能欣赏音乐绝对和谐和绝对美的物理系学生，比不喜欢音乐的物理系学生似乎具备一种得天独厚的直觉、敏感和气质去发现宇宙的和谐结构，从而有助于他成为一个爱因斯坦，成为立体型物理学家。除音乐外，其他各种信息也是构成立体型的重要成分。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形象往往会导致物理学上的重大突破，创造心理学的这一规律值得我们习惯闭门攻读、关门做实验的学生深思。

具有哲学气质也许更为重要。牛顿的哲学气质表现在他把物理学的目的看成是发现自然界的宏观结构和作用，并且尽可能地把他们归结为几条普遍法则。爱因斯坦的哲学气质则表现在他对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的批判，表现在他力图从个别的结果得出普遍的结论，表现在他把物理学理解为从概念上去把握外部实在世界的一种努力。

对比之下，我们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学生就立意和胸襟来说，最大的弱点正是缺少这种“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气度。因此，我们的成绩多半是个别的、局部的，修修补补的，而不是观念上的突破，不足以改变一门学科的结构。

但是这种哲学气质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科学哲学书籍的熏陶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爱因斯坦在十三岁就研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大学他还上一门必修课《科学思想理论——康德哲学》。后来，他还自学过许多大哲学家的论著，这对他日后成为一个开拓型、立体型物理学家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