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若干问答组成。每一条所涉及的论题都比较艰深，所以，其答案也是线条式的。不过，将这些线条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就看清楚了中国的真实模样。

1、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有什么问题？

在中国，真正自信地活着的人，是非常罕见的。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他人，很多时候甚至连起码的道德也不敢讲。稍有反省意识的人都生活在一种空虚、失落、恐慌和焦躁的情绪之中，并且绝大多数人只能用物质刺激来充当精神慰藉。大家都感到没有出路。很多人即使有了宗教信仰，成了基督徒、佛教徒等，一旦遭遇现实，心情也会变得格外沮丧。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认同西方文明，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差。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呢？其实原因再也简单不过！因为中国人的人格是空洞的。或者说，中国人没有人格。或者说，中国人没有“内在自我”。由于没有“人格担保”，所以，中国人害怕真实的世界，宁可将自己封闭在心灵的牢狱之内。或者，即使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很难突破社会的包围圈。事实上，由于“无我”，中国人一旦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紧张关系的时候，神经就会变得异常脆弱。

中国人即使移民海外，也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据说，中国人在海外还是要搞“窝里斗”的。因为在中国人那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历史无意识”。这就是刘小枫所说的：“有一条无形地制约着中国人的至今不衰的传统律令：要做中国人，而不要做人。”中国的问题，其实永远都是那个老问题。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中国人甚至想做奴隶都艰难，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在中国，你想“做人”，等于是向全社会发出挑衅。而心安理得地“做中国人”，则“好处”很多。最大的好处就是，“皇帝轮流当”。在中国，小孩子都知道做皇帝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包括农村家庭在内，中国人从小就得接受这种帝王崇拜的“洗礼”。儒家更是声张“内圣外王”的所谓理想人格。事实上，中国就有数不清的皇帝，李光耀说中国各省的诸侯是“小皇帝”。以此类推，中国的无数村长都是“皇帝”级别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权意识支配了整个的社会心理。有了特权，“做中国人”的“好处”就显得格外突出了，例如，可以无端制造罪恶，可以没完没了地折腾自己人；可以过一种不费力气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可以尽情地做坏事，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干大坏事；等等等等。

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心理，我们就可以对中西方社会进行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式的比较分析了。

2、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完全相反的社会类型。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这一点就是“人性”。德国思想家谢林说中国人是“第二人类”，马克思说中国是“木乃伊”，这些都是隐喻，指的是中国人尚未从混沌的人性中走出来。

严格地说，中国人的人性更接近动物性，因此我们还不能从人类文明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中国人有人性。从动物性到人性再到神性，这是一个完满自洽的循环，它们是彼此观照的关系。因此，谈人性不能孤立地进行；就人性说人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就像我们谈论现实，如果不能结合历史与未来，现实就仅仅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缺乏加工的材料。

很显然，中国人的人性是断裂了的。中国人接不上这个“动物性——人性——神性”的循环。所以，就连人性，中国人也无法将其彰显起来。以此来看，中国人与西方人相较，前者的确很难算“社会人”，而只能看作“自然人”。这不是妄自菲薄，事实就是这样。否则，我们为什么经常说“要呼唤人性”？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人的人性尚未觉醒！

人性不能觉醒，是很危险的。它意味着，中国人只能走下坡路，社会只能趋向溃败。因为人性向下，就是动物性畸长，而神性荒芜。一个动物性发达的社会，只能适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没有“人”的立足之地。事实上，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吃喝、消费。我们不难发现，外来物质文明灌输到中国越多，中国文化就越垃圾。当今的中国人，在胃口上越来越大，而在精神上越来越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今中国与世界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居“安”思危，我们才有拯救自己的决心。

3、理解中西社会差异的关键概念是什么？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相反的。例如社会制度，中西的根本差异是：西方社会是自组织的，并且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由国家来进行组织的，并且国家高于社会。因此，西方社会是契约型社会，也可以说是合作型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管制型社会，也可以说是不合作型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社会”！

西方社会是权利至上（即个人至上），中国社会是权力至上（即国家至上）。权利与权力，哪个居于优先地位，决定了中西社会的体制性的差异。在西方，“惟有权利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伯林）。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石是个人权利，一切都在个人权利上展开。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权利意识。当今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些权利意识，还是制度移植的后果，是晚近的事情。所以，权利意识是否发达，是理解中西差异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权利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没有哲学思考的民族，是不可能理解权利的。权利意识的核心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却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认识你自己”；同时，权利还是一个信仰问题，因为如何主张权利，主张什么样的权利，都无法离开道德思考。

在西方，权利是神圣的，放弃个人权利等于不道德，等于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而在中国，权力是神圣的，违背权力就等于大逆不道，等于与社会伦常作对。因此，在西方，个人权利就是人格的具体表现；而在中国，个人有无人格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中西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异。在西方，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他人不可取代；而在中国，每个人都没有独立价值，每个人都得依附于他人，尤其是依附于权力、特权或者国家。在表面上，中国人依附于家庭、宗法伦理，实际上，本质上是依附于权力，而很难意识到自身的权利。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因此，中国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处于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并且，这一点非常顽固。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权力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心态。这是原始巫术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残留，也是孔教、儒学长期洗脑的产物。在中国，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既是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上神权的最高代表。所以，很自然地，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整个国家的意志，国家也就具备了神圣性。而在西方社会，“人”才是目的，国家不过是手段，就像韦伯强调的那样，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他各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国家坚守自己的这一行动使命的时候，它才能保住这一尊严。”

4、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差异？

用权利概念来考察中西方社会，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的相背性。例如：【在社会核心价值上】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权；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王权。弗里德里希在其所著的《超验正义》一书中写道：“整个西方宪政史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而全体中国人的导师孔子则认为，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君权神授”，君主是全国人民的大家长；君臣父子的伦常关系，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因此，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一般都认为，个人才是目的，如果把最终的价值归属国家，那就是“偶像崇拜”。在西方，世俗权力必须接受信仰与理性的制约，即宗教与法律都有高于政治的地方。但在中国，世俗权力就是信仰本身。

【在政治权力来源上】中国人用的是“夺天下”的方式，天下一旦夺得——不管凭借什么方法——整个天下就是自己的了；而在西方，权力是公共的，而且公共权力不过是私人让渡个人权利的共同契约，更重要的是，公共权力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保护私人权利。权力来源上的不同，也导致了权力运行方式的差异：中国是集权，西方是分权。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人身依附性；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契约性。同时，它还导致了社会治理的不同：西方是个人自治、公司自治、社会自治，中国是没有任何相应的自治。

【在社会属性上】西方是公民社会，中国是私民社会。私民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没有契约关系，只有血缘和宗法关系，所以中国也不会有以契约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而西方的公民社会是依据契约精神组建的社会，所以，西方是契约社会，公民就是处在双重契约中的人，一个是个人与神签下的约，一个是在人的平面内签下的约。对应于双重契约，公民社会突出两个平等，即，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关系上人人平等。

【在社会阶层划分上】西方的社会阶层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续体，而且，每个人都有多重社会角色，所以，西方人的生命形态丰富多彩。一个人可以拥有多种社会身份，而且都是积极主动的。但中国的社会阶层自古以来就十分单调。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讲的稍微残酷一些，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在竞赛中跑在前面的狗与落在后面的狗，他们也经常调换位置。”黑格尔说得更好一些，他认为，中国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在皇帝面前大家都是跪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只有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皇帝。

5、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有哪些？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社会有无理性与信仰的文化因子。这种根本性的差异还表现为：有无公私分离，有无社会正义，有无公民社会，有无民主法治，有无个人产权，有无公共道德，等等等等。如果单从社会意识上分析，就是有无公共精神。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没有个人权利，就没有公共权力。所以，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公私分离，也因此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正义。正是基于这一点，19世纪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都在呼吁“公共性”问题。金耀基说：“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出现了种种对中国积弱的诊断，并开出了种种药方。在众多诊断中，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以‘私’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而在众多的药方中，‘公’则被视为中国最缺少，而又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建立的道德因素。”

1930年代，林语堂就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他甚至清醒地说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林语堂认为，由于没有“公共精神”、“社会纪律”、“公民意识”，所以，中国“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梁漱溟则指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不过，陈独秀认为，妨碍中国人的“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族主义。他说：“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实际上，“无我”的中国人，就连“私”也是没有的。例如，中国人的不自由，与没有私有财产权也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最应该“私”的地方也无法真正“私”起来。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说过：“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

6、到底谁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化？

阻碍中国社会进化的力量，可谓盘根错节。但从根本上说，是帝王崇拜和儒家伦理，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正如史华兹所言，中国社会有个“天花板”，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孔教思想则强化了这种权力哲学。

亨廷顿认为，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自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历史地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先天不足”，即某种不成熟、不完善状况。

由于没有民主，所以，中国社会阶层板结、固化。正如林语堂看到的那样，中国只有两个社会阶级：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衙门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树。它们的根与根相交错，再交错，像扇子一样展开。而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这些树都在太阳底下争到了一块地盘，相互和平共处。有一些树所处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当代中国流行的俗语，‘官官相护’。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给这些大树以营养，使他们成长。”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化最大的阻碍力量是所谓的“读书人”——无论是否进入“体制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无法创造社会性的价值。中国的“读书人”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牛虻，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社会的吸血虫。中国社会的奇特之处在于，人们普遍认为“读书人”应该享有特权，而且，每个中国家庭都在砸锅卖铁地培养着这样的下一代。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等说教，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寄生虫群体。中国“读书人”的变态人格，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变态思想。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尤其是“读书人”自身，应该进行痛彻的悔悟。

中国文化的失败，就失败在“读书人”形成的“社会精英”阶层没有人格追求。林语堂说道：“这些人（指所谓‘中国的学士们’）构成了中国所谓的‘上流’阶层。我们再用森林作比。这些上流阶层是寄生虫，他们有办法毫不费力地爬到最高的树上去。中国所有的榕树都被这样的寄生虫包围着。换句话说，他们能爬到树上，悄悄地说一句好听的话，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顺便地把一张委任状塞进兜里。更有甚者，他们经常从树那里接受喝干大地乳汁的责任。”“大地的乳汁被用来滋养那些寄生虫。可悲的是，人民被愚弄，政府及社会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一切，只不过是养肥了寄生虫们自己的家庭。”

中国当今的“社会精英”之所以没有社会变革的动机与动力，是因为中国当今的体制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在这种体制之内，他们享受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逍遥法外！这种“无法无天”的生活，是所有缺德的人的共同追求。实际上，中国的“仁政”、“德治”都是毁灭人性的说教。所以，治国必须依靠法治。法律应该高于政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老大难问题。

这一点，林语堂也说得非常明白：“那些认为我所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制之下的观点伤了他们感情的官员们，就应该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严格按照孔子仁政观点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资，在这里，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帐目，别人也不查帐，为债务问题潜逃的财务管理员或经理也得不到惩罚。中国政府正是以这种绅士风度管理着。如果现在的政府有了什么改进，也是由于受了西方的影响。西方人敢于要求统治者清理帐目，不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失掉任何绅士的荣誉。然而，在中国政府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它就永远会像一个混乱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是：帝王崇拜、儒家伦理导致整个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因为没有理性、没有信仰，所以，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于是，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而且，经济越发展，文化越堕落。这样的国家，如何做到“长治久安”？人民何来幸福与尊严？

那么，有无解救之道？当然是有的。中国人要争取的，还是做人的资格问题。即，中国要好起来，首要的事情是，中国人必须获得“人格”。关键词是“人格”。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格？又如何争取人格？这是一个本文没有交代完毕的问题，也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