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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至少有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也跟政府和企业挤占过多资源有关

大雨倾盆而下。21岁的王永松在取款机里，领到了上个月的工资，1520元。正当他把钱揣进荷包时，一辆宝马车从路边呼啸而过，泥水溅湿了他一身。

冲着远处早已模糊的宝马车骂了一句后，这个瘦削的青年一猫腰，便飞身跑向马路对过的宿舍。雨雾里，一切都迅速地模糊掉。亚热带的广东，所有的事情，都和这天气一样变化无常。

还没进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接通，原来是广州的堂哥打过来的：下个礼拜天堂哥结婚，请他过去喝喜酒。堂哥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年薪几十万，电话里说说笑笑。

对堂哥，王永松只有羡慕。作为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员工，从去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就一去不复返了，“钱挣得太少”成了王永松的一块心病。

起初，他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站在流水线旁辛辛苦苦干活，却总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快。在没有原因的被剥夺感驱使下，这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参加了一场全国瞩目的要求加薪的停工运动。

不久，王永松在另外一家民营汽车零部件厂找到了一份新差事，工资多了三百块钱。渐渐地，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取代了最初的愤怒。现在，王永松没有选择地成为流水线上一颗有血有肉的螺丝钉。王永松并不知道，一个叫做收入分配改革的计划，在2010年将要出台，并旨在促使像他一样的人收入会出现变化。

那些无法跨越的鸿沟

王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家在广东湛江郊区，工厂的同事，快餐店里的老板娘，都喊他靓仔。这个18岁的打工仔最讨厌别人喊他农民工。

在王永松的印象里，农民工是个带有污蔑意味的词儿。出生于广东湛江农村的王永松，对于城乡差别的最初感受，源于小时候的一次走亲戚。

1999年，10岁的王永松，第一次被父亲带到广州大伯家走亲戚。在大伯家，王永松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见到的电脑，大他6岁的堂哥帮他申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QQ号。

十年前的一趟广州之行，王永松感受到了当公务员的大伯和在老家种田的父亲之间巨大差别。城乡差别的印象深深地烙在了王永松的心头。

那一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农村居民收入为城镇居民的收入的两倍多。从那时起，王永松开始明白父亲为何从小教育他“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

“这些年家里三个兄弟姐妹读书，都是靠父亲在广州打工养着。”王永松说，家中的几亩水稻只够得上全家一年的口粮，种田早已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眼下，家里的三个姐姐分别在珠海和中山打工，而50多岁的父亲，仍然在广州一间小餐馆的后厨里掂勺，肩膀上搭着的一方毛巾，终日为汗水所浸湿。 城乡天壤之别，早在王永松父亲那一代人中就已经存在。王的父亲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用奶奶的话说，父亲的那条命是捡来的。父亲读完初中不久就进入大队的生产队，成了一名挣工分的壮劳力。

1949年，当时中国为了发展工业，设立了城乡二元的管理制度，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村大量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原材料。仅1960年到1978年这十九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统购统销，农村为城市工业奉献了3400亿元人民币的价差。

而城乡差距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之后，到了王永松这一代，又进一步扩大了。

到了2009年，农民三年的收入才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因水稻卖不出好价，家里的水田面积从十多年前的20多亩，到现在只剩下不到5亩，剩下的都撂荒了。在王永松的父亲眼里，过去十几年化肥种子价格都翻了好几番，可是政府的晚稻收购价还不到一块钱。

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中国的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至今仍处于政府严格调控之下。

眼下，王永松一家从土地获得的收益，主要还是依靠种植业。按照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国农村的绝大部分土地不可作为银行贷款抵押。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收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上市交易，变为资本。不过，中国人民银行今年7月28日，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尝试通过小范围的试点，推动农地抵押。

对于这一点，王永松一家深有体会。在他的家乡湛江，2009年政府新建东海岛新区占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时，每公顷耕地补偿45万元，相当于45元/平方米，而目前湛江的商品住宅均价早已经突破6000元/平方米。国家税务局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万亿元，如果把这些钱发放到8亿农民手上，每个人可以分得近2000元。

当除种植业以外的土地增值渠道被切断后，打工就成了农民为数不多的谋生出路之一。

2009年，王永松也走上父亲的打工路。由于英语一直跟不上，严重偏科的王永松念完初中后，就上了湛江当地的一所职业学校。17岁那年，进入广东海南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成了流水线上的小工。

在南海工作，收入能够比湛江多出500元。这种地区间的差距，也导致了大批像王永松一样的粤西农民，不自觉地流向了珠三角。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调整了此前的地区均衡发展思路，转而优先支持东部沿海发展，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下，政策、资金、人力等各种资源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倾斜，这些地区依靠加工出口贸易保持了高速增长，并成为中国的财富聚集地。

南海，也搭上了国家政策的末班车。仅南海区狮山镇一地，截至去年末，吸引了两千多家工厂，年产值超过两千亿，相当于中西部数个地级市的经济总量之和。

地区收入差距开始出现。到了2009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方面，最高的上海市已经比最低的青海省高出两倍多。

这种地区收入差别，也体现在王永松的家乡湛江和省会广州之间。 尽管广东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但是珠三角与粤西之间仍然存在巨大落差。2009年，湛江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3600元，仅相当广州的60%左右。

城乡和地区差别扩大的同时，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

2010年，王永松从湛江的一所职高毕业后，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

在珠三角，王永松所从事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王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王永松的6倍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以不到8%职工的人数，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0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