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1967年时，刘少奇在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刘少奇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在党的上层似乎已成定论。无论在整个社会上，还是在党的领导上层，并没有哪个人敢为刘少奇喊冤叫屈。即使在“二月逆流”中曾对文化大革命打击一大片的极“左”路线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党政军高级干部，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在刘少奇问题上与毛泽东分庭抗礼。1967年大夺权引起的全国内战中，也没有哪一派群众以“为刘少奇翻案”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

这似乎是一个已在政治上解决了的问题。新的“革”与“保”的矛盾完全不涉及刘少奇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1967年开始了对刘少奇更大规模的批判与斗争。

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的。

1967年2月1日，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也把矛头不点名地指向了刘少奇：“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这已经露出了对刘少奇展开大规模批判的信号。

3月下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这个会议一方面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另一方面则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新一轮批判。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特别针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出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样讲话的意义。正像他通过评《海瑞罢官》、通过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他要使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形成对刘少奇大规模批判的新的突破口。

很快，在报刊和社会上，以“《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的大批判开始了。

紧接着，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刊登这篇文章的《红旗》杂志第二天就覆盖全国。《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都原文做了转载。在这篇文章中，借着毛泽东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谈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少奇。毛泽东讲：“《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整个文章将刘少奇说成是《清宫秘史》的保护伞，并以“八个为什么”指向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对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展开了。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同一天，《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1967年4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三天以后，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7年8月5日，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同一天，为纪念毛泽东大字报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讨刘邓陶”的百万人誓师大会。在中南海内，中南海的造反派则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残酷的批斗。

196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杂志1967年第十三期发表文章：《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把对刘少奇的批判推向更高的高度。

在此期间，造反派对刘少奇批判的大字报、大标语遍布京城的街道和学校。中南海的造反派更是接二连三地残酷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甚至让他们站在缺腿的桌子上、顶着烈日接受批判。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最后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并通过决议，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9年10月，刘少奇被赶出北京，于11月12日凌晨惨死于开封。当他与世长辞时，身边无一个亲人，头上的白发有一尺多长，鼻子、嘴及整个面孔都严重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这场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时，除了通常的感性意义的义愤，更要分析一下，是哪些原因造成对刘少奇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的极端斗争？这是我们剖析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极端行为的一个重要事例。

一，之所以在刘少奇已经完全失去实权的情况下，还要对他进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是因为要打倒更多的人。

《人民日报》1967年4月8日的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中写到：“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

因此，必须把刘少奇彻底批倒、打倒，并由此打倒他扶植的一批人，解决他的全部基干力量，这才能给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以更大的安全感。否则，天长日久，形势发生变化，难免存在着刘少奇一呼、群起而百应的政治危机。半年多来文化大革命在干部体系中遇到的阻力，已经使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产生了深刻印象。

二，在毛泽东眼里，真正打倒刘少奇，而且在十足的理由上打倒刘少奇，其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文化大革命立论、正名。只有把刘少奇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打倒，才可能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合理性提供最重要的论据。

从暂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来讲，刘少奇对毛泽东似乎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对于没有威胁的敌人，毛泽东倒是可以宽容的。然而，真正的威胁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是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面对着现实与历史的巨大潜在压力。

因此，当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钊致信毛泽东，“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时，毛于1967年3月10日特回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    3月10日”。随后，毛泽东便派人把当时中央文革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使得章士钊叹惋而难以再言。

这件事情说明，毛泽东多么需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理由，从而使文化大革命获得充分的理由。

三，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这批文革中的左派人物，无疑更需要上述两个“意义”。只有打倒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中更多的人，他们才能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势力，才能建立“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安全感。只有把刘少奇结结实实地打翻在地，他们在今后的政治舞台上才能真正站住脚。

如果刘少奇只是犯了一般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继续留在党内，即使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再掌握实权，也会从根本上破坏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资本与立足之地。仅仅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结论，是无法为文革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极端行为提供合理性的。因此，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工作由江青亲自来抓。当查出刘少奇是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罪魁祸首时，江青之欣喜若狂到了极点。

刘少奇的彻底沉没，才可能成为江青的真正崛起。刘少奇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永远开除出党，江青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旗手。根本的利益决定了根本的动力。极端的利益决定了极端的行为。

四，在1967年展开对刘少奇的大规模批判，还特别有助于震慑全党、全军、全民。

在全面内战的大动乱中，已经有数不清的群众、干部和军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惑。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群众及解放军指战员，会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产生疑问。像武汉“七·二0”事件中被镇压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过他们的武汉军区指战员，他们直接的利益和情绪非常容易导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怀疑。倘若刘少奇只有一般化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就很可能产生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结论。

因此，大规模地批判刘少奇，将其结结实实地彻底打倒，理由充分地打倒，对全党、全军、全民都是有力的震慑。这种震慑有助于保证1967年中国全面阶级斗争中的全面夺权行动。这也是毛泽东所讲的“用大批判促大联合，促‘三结合’”的真正含义。

五，“二月逆流”刚刚被镇压下去，党、政、军内像谭震林、陈毅这样一批高级干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倾向，还有着巨大的潜能。对刘少奇的任何从轻发落，都可能导致反文化大革命潜能的松动，给这种力量可乘之机。只有对刘少奇大规模地批判，彻底地打倒，才能对已经被粉碎的“二月逆流”和将来可能出现的“二月逆流”实行强有力的震慑。

铁案如山地打倒刘少奇，是弹压任何“逆流”出现的有力法宝。

六，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造反派的极端表演。正是他们极端的表演，成为推动批斗刘少奇的一股巨大力量。

1967年7月13日，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成立了“揪刘前线指挥部”，将“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了京城街道，并先后两次向刘少奇发出了勒令信。他们的行动立刻形成了揪斗刘少奇的中心点，于是乎，北京各高等院校、机关、厂矿的造反派潮水般涌向中南海，声援“八一战斗团”。1967年7月17日，“八一战斗团”又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第三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点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八一战斗团”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到中南海西门建立“揪刘基地”的造反派队伍越来越多。1967年7月18日零点，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造反派在“中南海揪刘指挥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的誓词是：“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天晚上，一百多个造反派战斗队的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这一行动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几天之内演变成一个全市、全国加入揪刘战斗的运动。中南海西门外人山人海，席棚帐篷连成一片。揪刘造反派日日夜夜驻守在这里，救护绝食学生的解放军医疗队则在造反派人群中往返巡回。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高音喇叭此起彼伏地高呼着“誓死揪出刘少奇”的口号，对中南海几个大门发起了轮番冲击。

表面看来，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显示了人民群众对刘少奇的深仇大恨，显示了人民群众保卫毛主席的坚定决心，为党的上层进一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提供了舆论支持，也为中央文革打击“二月逆流”这样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足够的群众运动压力。

而实际上，造反派的这些极端行动并不包含对刘少奇的真正仇恨。如果说运动初期受到工作组压迫时，造反派的抗争还带有很大的真实情绪的冲动，那么，现在的这一切表演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既是出于造反派队伍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更是出于造反派队伍中那些领袖人物的政治利益需要。

极端性的疯狂行为，除了极端的利益之外，还有种种极端的心理原因。无论是所谓对刘少奇的极端仇恨，还是对毛泽东的极端崇拜，都把某些心理上的“迫害狂”倾向、“施虐狂”倾向发挥到极致。其中带有“青春狂热”性质的恶作剧心理，也得到了极端的表现。

毛泽东的利益与毛泽东的心理，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心理，造反派学生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心理，都造成了他们各自的带有极端性质的行为。这三方面的极端性又相互推动：造反派的极端性会给中央文革以鼓励；而中央文革的极端性又会给造反派学生以推动；两者的极端性又给了毛泽东以推动；毛泽东的行动反过来又使造反派学生和中央文革势力更加无所顾忌地走向极端。